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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

 
 
 

日志

 
 

“赵氏太极”记趣  

2008-07-22 07:2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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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太极”记趣
  司马南


   
一向佩服赵南元先生的知识维度与逻辑思辨能力。
    与对手辩论时,那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从容优雅的老武术家风度,我羡慕至极,却望尘莫及。
    赵老师与人笔战,从不似我贪胜冒进徒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善后发制人。他总是能漫不经心地发现对手的逻辑倒错,好像一个围棋高手,于别人不着意之处,先含糊地布上一子,及对方发现此为“战略生长点”之后,再改变战术组织反扑为时已晚,赵先生布下的棋子,尤似楔进一根钢钉,牢牢地抵住阵脚。一来二去,满盘钉子,他趁势进攻,全场紧逼,对方连连丢子大惊失色,迫而负隅顽抗,但是,大势已去,抗而无望,只好不情愿束手就擒。先生颇有古君子之风,并不恋战,亦不穷追猛打,胜而无骄态,依旧伸伸如也,悠悠如也。
    如此描述“赵氏太极”,外行人不解究竟,但那些曾经遭遇过赵南元的对手,恐怕还是余悸尚在。
    笔者试图讨得“赵氏太极”独家秘笈,赵先生也曾对我循循善诱,然“文科傻*”,终究基础太差,朽木已然不可雕也。赵老师的境界,俺仅余心向而往之一条路。
    赵南元,数学世家,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早年留学日本,获工学博士,其“广义进化论”研究横贯文理独树一帜。与纯人文社科类教授相比,严密的数理思维帮助他辟出一片新天地,与理工、自然科学专家相较,他视野广阔人文基础扎实,研究更人性化,兼具社会性。
   一个月前,一堆朋友聊天,赵先生也在坐。我问:您老人家最近忙什么呀?怎不见你的新作?赵答:有些问题,推到原点上去思考,看得更清楚(大意)。
     今天笔者转发的这篇文章,关于《价值及其“普世”》,不知是不是可以视为赵先生“推到原点思考”的结果。(2008-7-21星期一)


附文:价值及其“普世”


作者;赵南元

 

“价值”经常成为一个扯不清的东西,甚至成为分歧的根源。究其原因,大概是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属于哲学范畴,外在于科学领域,而哲学又允许胡说,没有公认的对错准则,在如此背景下讨论问题,焉有不乱之理。如果能给以价值之论一个科学的背景,争论起来肯定会容易得多。遗憾的是科学家们似乎也像当今中国一样韬光养晦不想当头,坚称科学是“只论是非,不问利害”。其实此说只能算是一孔之见,不仅科学的优越性与价值密切相关,而且在科学的基础上讨论价值也并非不可能。

   

大卫"休谟有个经典的论述:在“是”与“应该”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从“事实”中无法推导出“价值”。由此可以引申出追求事实的科学无法对价值理论作出贡献。应该说休谟早生了一个世纪,受牛顿的影响得到这个结论,如果他晚生一个世纪受到达尔文的影响,恐怕就不会如此武断了。

   

进化论的通俗说法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说颇遭到一些人的诟病,说用“胜负”来定义“优劣”,再说“优胜劣汰”,不是同义反复,就是循环论证,而且不具有可证伪性。进化论是科学,这一点在科学界应当没有争议,此时我们再看这个通俗说法,就发现这里隐藏着跨越休谟鸿沟的桥梁。“胜”、“汰”、“生存”是“事实”,“优”、“劣”、“适”是“价值”,这个通俗说法实际上指出了“价值”产生于“事实”这一事实。这是生物学的事实,在牛顿的物理学里没有,所以休谟无缘见到。

   

 试想一种单细胞的绿藻,有鞭毛可以游动,有眼点可以感光,它会朝着有光线的方向游动。我们知道这个功能对于绿藻获取光能有利,也可以说光线对绿藻有价值,虽然绿藻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它的趋光性运动表现得好像是懂得这个道理。再设想山洞里的一只饿狼,洞外冰天雪地,出去觅食要消耗体力还要多散发热量,但不出去最终肯定要饿死。总会到了某个时刻,这只狼终于耐不住饥饿不得不出去觅食。这个模型出现了对立价值之间的权衡过程,比绿藻的模型复杂一点。但是我们也不必假设狼有“价值观”这样的概念,这两个例子只是表现进化是如何产生了价值的。这些“生物的”价值观都是遗传的。

   

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最明显特征在于不仅有遗传的价值观,还有后天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揭示出“人之所以同于禽兽者”,但是文化的价值观也的确存在,例如“孝”就是一个明显的文化价值观,没有一种动物是践行孝道的,所谓“跪乳反哺”之说,并没有生物学的依据。人类不是裸鼹鼠那样的真社会性动物,而人类创造的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又远远超过了那些真社会性动物,而且变化之快也是人类遗传进化所无法跟踪的,所以非遗传的文化价值观就应运而生了。

   

“跑跑”和“冲冠一怒为红颜”都是人的本能,但是自然选择的单位不是群体,而是“自私的基因”,所以这些生物价值观用于社会则是不足的,有“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之弊。为此商鞅李斯想出的对策是严刑峻法,靠赏罚分明用公的利害来战胜私的利害。此法的缺陷是成本较高,严刑峻法容易招恨,重赏勇夫又受限于资源。洋人的方法比较高明,给你许愿说天堂上有72个处女等着,就有人去当人肉炸弹了,理论上是不需要成本的(实际上有人出钱养其家属)。此法的局限性是依赖于宗教文化背景,在中国这种宗教文化稀薄的地方难以奏效。

   

 生物价值观的“普世性”恐怕毋庸置疑,古人也知道“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们一般是不会青睐于这些低层次价值的,生物价值观反倒往往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例如:“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私字当头”,“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猪圈里的人权”……。不过,也有人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想起这些东西,例如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就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一个意思。鲁迅的说法更坚决一些:“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鲁迅在谈到妇女解放时,也有个很执着的说法:“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 )

   

先天的生物价值观简单明了,姑且置之不论,再来看看后天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的两个典型的领域,就是科学和宗教。科学的“普世性”是明摆着的,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抵制科学。但是科学貌似不介入价值问题,似乎与“普世价值”无缘。当然,反科学的也大有人在,但正如刘华杰教授所指出的,这完全是出于“无知和嫉妒”,所以对科学越是一无所知的人越容易反科学。这并不是因为科学有什么不好,正如所谓“仇富”者并不是跟钱有仇,而是恨自己钱少而富人钱多。科学的好处在于管用,而科学之所以管用就在于科学内部存在着统一的价值观,可以分出对错,判断是非。科学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统一,是由于它符合人类的生物价值观。

   

宗教也是有用的,否则不会存续到今天。但科学与宗教的用处是不同的:科学可以用来预测,用来决策,用来找到好的方法;宗教则可以用来统一人的思想,所以据陈祖甲老师的考证,最先使用“普世”一词的正是一个宗教派别。随着世界向着世俗化发展,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宗教失去了裁判是非的权力,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其权威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当哲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就成了意识形态,而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别称。

   

以科学和宗教为典型,按照用途的不同,可以把理论分成两类:第一类理论以科学为代表,是拿来自己用的理论,它具有实证性,可以用于预测和决策,简称“自用型理论”。第二类理论以宗教为代表,是说给别人听的理论,可以用来扩大影响,统一思想,但是不能用来指导决策,简称“宣传型理论”。此种对理论的分类方法鲜为人知,这是由于宣传者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非常愿意混同这两种理论,甚至刻意把“宣传型理论”打扮成“自用型理论”。指出这一点的人很少,我只看到波普尔的学生乔治"索罗斯说过:没有什么“社会科学”,只有“社会炼金术”。这意味着,所谓“社会科学”还处于前科学的阶段,其中大多数的理论属于“宣传型理论”而非“自用型理论”。

   

虽然很少有人提及这种理论分类,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大政治家的实践中看出他们懂得这种区别。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其实对会治天下的人而言,半部论语也是多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会熬小鱼足矣。那半部论语是在治国时对老百姓作宣传用的,老百姓背诵全本论语比较困难,半部也就足够实现“普世价值”的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在中国成了长时期的普世价值,要想统一思想,这个资源利用起来很方便。不过真的要制定政策,不要说半部论语,就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也是白搭,“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空话是谈不上可操作性的。

   

马路政治家们大抵相信“主义决定论”,以为意识形态里大而无当的话真能治国安邦,其实这种热衷于“普世价值”,对“宣传型理论”信以为真的人恰恰是最理想的被“治”对象。那些能称得上“伟人”的政治家都知道“没有社会科学”这回事,都能分得清“宣传型理论”和“自用型理论”的区别。

   

明乎此,就知道在实践面前,为什么那些在苏联得了真传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屡屡碰壁,而图书管理员却游刃有余。老人家平时阅读的那半床书中,谈主义的很少,大多是史书。在理论不起作用时,历史中的案例才是产生对策最有启发意义的参考资料。所以老人家虽一再“被讥为狭隘经验论”却“至今不悔”。能够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就是因为明白摆弄宣传型理论根本无需上大学,中学的知识足够了。

   

小平同志的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也说明他明白所谓“社会科学”理论之无用,“试错法”是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都通用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试错法的另一说法。“黄猫黑猫”和“不争论”之说,都是明白主义之争对解决现实问题无用之后才能提出的主张。

   

对于两类不同的理论,我们的态度也必然会不同。对于“自用型理论”,由于其可实证、可证伪性,我们必然关心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对于理论是谁提出的,那个人人品如何倒是不必在意。正如我们看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好用,是否可靠,至于在制造这些工具的生产线上工作的是囚犯还是圣人,并不值得关心。假如历史学家证明牛顿是压制其他科学家的学霸,达尔文剽窃了华莱士,孟德尔伪造数据,爱因斯坦有众多情人,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经典力学、进化论、遗传学和相对论的评价。

   

 看待“普世价值”这样的“宣传型理论”就与看待“自用型理论”时的重点完全相反。“宣传型价值”像一面旗帜,当我们看到有人在摇旗呐喊时,肯定要注意一下拿旗子的人是谁,他想要干什么,至于旗子上画着什么图案,倒是不必去在意的。研究图案之所以白费劲,是因为旗帜的图案并不决定摇旗的人干什么。因此方舟子会不满王怡们的“做派”,司马南会说“普世价值的命名权,可能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谁举着旗子,比那旗子上着什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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