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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

 
 
 

日志

 
 

北京民主胡同四十条(1)  

2009-12-11 20:3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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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主胡同四十条

司马南\

 

自按

此文系学习河清先生《民主的乌托邦》心得。

巨笔刘仰、神笔德强、秃笔司马各自为战,分别研读《民族的乌托邦》,体会各异,和而不同,统稿一本,书性鲜明。

值此新书付梓之际,将本人所写部分先贴博客征寻批评意见,拜请博友不吝赐教。笔者自知学浅识陋逻辑不周不比仰强,故而索性偷懒,扒下08年在北大的讲课实录敷衍成篇,复缀入新近与106所大学学生会主席对话的部分内容。因其出处不一顺序已乱,于是再次偷懒,谨以“民主胡同一条直至四十条”标序。

北京,乃为笔者30年居所,胡同,乃为北京老旧居民区之小道。立足于北京胡同看民主问题,自然与华盛顿、伦敦的老爷们不同。

 

   

民主胡同一条:

“太岁民主”未免太霸道

 

河清先生盯着民主教父法国卢梭先生的正本发声,颠覆了今天某些似是而非的民主说辞以正视听,司马南今天来北大演讲,理论民主问题的来龙去脉,两者在某些人看来都有一点“太岁头上动土”的意思。

太岁,木星也,民间祀奉的神灵之一,古人称为“太岁”,据说太岁悠忽至某方,某方便不能兴土木,不知何年何人立下这莫名其妙的规矩,否则就叫触犯太岁,据说会招致祸殃。今天某些人神气活现地撅起民主的旗子,仅仅满足于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颇有一点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意思。在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当中,他们预设了一个“太岁:民主是先验的,天然正确的,是不能质疑的,亦即不需要经过实践验证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的发展历程是一成不变的,从来就这个样子的,不民主的就是专制的,不搞他们认可的某国的民主形式就叫专制甚至是邪恶的……

这样的“太岁民主”未免霸道了一些。

实践证明,愈是霸道的民主,逾远离民主的本意。“太岁民主”是人造的怪物,与太岁无关,与民主无涉。

但是,面对振振有词的来者,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动土,必须从太岁头上开始。

理性的解释似乎无法阻止某些人依然用近乎偏执的情绪来表达“太岁民主理念”,他们坚定地用这样的民主概念,来教训那些他们认为需要被启蒙、被拯救、被鞭笞、乃至下地狱进行末日审判的对象,这在今天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这些朋友们:“太岁民主”是你们观念的产物,你们所描绘的民主是赝品民主。在民主最古老的版本,古希腊的城邦那里,民主本不是你们描绘这样的。在古希腊城邦,那个民主是特定的民主,是属于成年男人的有尊严的有地位者的民主。那里没有女人的民主,也没有战争俘虏的民主,没有奴隶的民主。就当时的民主而言,绝对是小国寡民,充其量是千人量级而已。更令今天民主激进派想不到的是,那里根本没有一张您们痴迷的选票。

       

 

民主胡同二条:

本人的民主观念曾经幼稚懵懂

 

更多的道理,在河清先生《民主的乌托邦》这本书当中,通过揭开许许多多的关于民主的谜团,人们会更详尽地获得。

人人平生而等之说成立否?真正的民主什么样?真正的民主有没有?西方的政治是由人民自己当政吗?西方的民主制度价值何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能迷惑人?民主名义下的法治价值姓什么?为什么说大量的国人实际上是在“民主”的本义上去理解民主?为什么说在“民主乌托邦”的意义上去理解西方“民主”,会导致误以为西方“由人民自己当政”,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为什么声称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人,本意靠拢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但他们的主义却是卢梭的——正统的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否正义的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天上还是在人间?1789年的不朽原则意味着什么?“不受经验的检验、不受评论的验证,而把它作为一种不可触犯的教条……”这样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法国大革命与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关系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实质是一场社会战争,它在什么人之间展开?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将以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告终”?

中国实践的“民主”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同点在哪里?奉行“人民最高主权”,高扬“平等”的原则,但是程度不同的民主制度是否会导致根本差别?动真格去实践“人民最高主权”的理论原则,与只在形式上和名义上煞有介事实现这些理论原则将导致什么情况出现?中国实践西方教条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错误总根源在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说法成立与否?社会历史是否可以假定还原为物质和经济因素的组合?可否认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怎样看待康有为先行变法,后成为“反革命派”,发起“孔教会”,拥护帝制?早年激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梁启超,赞其“结束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后来为什么醒悟到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意识到“无限制之自由平等之说,流弊无穷……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最后也成了“反革命派”?严复早年激情鼓吹“变法”,称“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并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密尔的《论群己权界》)等西方政治学经济学著作。但在辛亥革命后,也转变为反对“民主立宪”,并与杨度等“六君子”组织“筹安会”,公开倡行帝制,拥护袁世凯称帝……为什么?

什么是民主的宗教性?民主的宗教性,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说《人权宣言》是“民主教”的圣经?代议制“民主”为什么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什么说代议制民主制度在西方也不是惟一可行或最佳的政治制度?“行会主义”(即职业团体功能代表制)意义何在?为什么说基于普选的代议制“不过是一种权宜之法”并且是“可争议的”?为什么说“只有一群无秩序的个体才有代表权,而那些构成社会的结构并体现社会长远利益的集体性团体却没有,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当今西方政治学界的“新行会主义热”证明了什么?法国18世纪哲学家孔多尔塞是罗马教皇之后声言普世价值的二大爷?怎样看待卢梭的“人类一致性”观念?“如此这般,你哪怕足不出户,也可以振振有理地写出一部波兰或科西嘉岛的宪法草案!”来,此话成立否?普世价值的前提是,“今天已不再有中国人,西方人,从此只有世界人,人类人”,为什么说这是国人迷信“进步论”伪世界主义的结果?为什么说鲁吉埃对“人类一致性”的批判,事实上构成对“进步论”的批判?

假设欧洲文化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然后以“人类一致性”的名义,认定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都要向这种“先进”文化“进步”。这种文化的危害是什么?为什么说抹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将其统归于单一化和一元化,表面上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暗底里却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为什么说而现代中国人受“进步论”的迷误,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应该“一切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是否亦为中共之一贯主张? 什么是“进步论”的民主观?“进步论”的民主观危害在那里?为什么说国人的“进步论”民主观,还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为什么说所谓“世界民主大潮”,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传媒造出来的舆论?让“大众”百姓隔若干年一人一票去选一届政府及其首脑,这种游戏是全人类惟一先进的政治形式吗?怎样从“法国大革命的意图”分析“最初的意图和原则”与“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法国大革命为什么“逻辑上导向共产—社会主义”,手段上却瓜分大财产,增加“小财产者”,却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只不过以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取代平民与贵族的差别”,并没有实现其初衷,而是导向了相反的结果”?“民主的理想”危害了一个社会的根本结构,带来一个“上帝的讽刺”:“本来是想建立理性、公正和和平之治,结果却带来了荒谬、不公正、暴力和可怖的破坏。”为什么?怎样看待洛南所说的:“在理论上如此美妙的民主,可以在实践上导致巨大的暴行?中国“文化大革命”,其“意图”“原则”、“出发点”无不充满崇高的理想,无不带有慷慨激昂的民主憧憬,美好而激动人心的理论原则,如何在实践上招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

新教伦理以基督教的面孔,促成了犹太精神在全世界的普遍化。犹太精神中的物质主义“物质利益高于人类其他目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估价和买卖”,如此可怖的价值观如何成为当代文明的最高价值观?“经济功能的至高无上”、“政治隶属于经济”——这种“数量性文明”或物质性文明的本质是什么?GDP崇拜为什么?人们越是能以极少的时间满足大量的物质需求,人们便越是有权以文明自居,一切都用金钱来估价——为什么说这这是一种简单和野蛮的主义?怎样理解中国人的“义利观”正在经历一场五千年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根本性的转变:社会推动人们朝着“利”高于“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重商重利文化方向前进?如何理解“民主”无限好,只是乌托邦,“主而为民”才是政治的本质吗?怎样理解“廓清西方现代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份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进步论”暗含的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伪世界主义,是造成了今天中国人身上深重的文化自卑感的根本原因吗?

“主而为民”的政治学说,已经受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检验,显示出伟大的政治智慧,只有“主而为民”,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政体形式。此说成立否?怎样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差异而非差距(先进落后)的关系?中国怎样高扬文化的民族主义旗帜?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与种族意义上的排外主义是一回事吗?重归于伟大的中国文化深厚的源流与拥抱普世价值跟在洋人后边亦步亦趋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这些问题,不全是复杂深奥的学理问题,有的是浅近的历史问题,有的是文化差别问题,有的是现实政治问题,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在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当中必须搞明白的。遗憾的是,态度很激烈的民主斗士,多半没有兴趣学习,稍微艰涩一点的书籍他们都没有兴趣阅读,更不屑于听一听不同的意见。

本人并非同意河清先生的全部见解,但是,河清先生沿着法国学者的惯性一路研究下来的思考深度与其反复强调的国家利益第一的观念让本人钦佩与感动,更为钦佩的是,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民主问题就已经有了如此透彻的分析,而那时本人的民主观念还处于幼稚的懵懂状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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