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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

 
 
 

日志

 
 

造谣手段岂能监督政府?  

2009-09-02 08:1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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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手段岂能监督政府?

——也论杭州飙车案“替身”造谣者该不该被拘

司马南

 

《南方周末》2009年8月27日发表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题为《难道就容不得一点点错误的质疑》,旗帜鲜明地为杭州飙车案的网上制造“替身”谣言者喊冤,将其人塑造成“比我们一般人倔强一点”、“一个被正义感、发现感所充溢,并且进入了某种固执状态的人”,毫无道理地指责司法机关,呼唤“剥夺政府名誉权”,呼唤还造谣者以自由,其心达而险胡搅蛮缠的水平达到了方舟评论的历史最新高度。

该文立论颇为新鲜: “政府不同于公民或自然人,它没有名誉权”,所以,应该用剥夺政府的名誉权的方法来保障公民畅所欲言。但是,文章从头到尾刻意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通过制造谣言、散布谣言,即“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虚构事实”来诋毁、陷害他人(包括政府名誉权)的行为,是否也应该受到保护?是否也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是否“志在剥夺政府名誉权”的造谣行为,便可获得法律上免责的理由?简言之,造谣手段岂能监督政府?

今年7月20日,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的消息媒体报道之后,湖北鄂州的熊忠俊易名刘逸明,从7月21日至8月2日,在互联网上捏造各种所谓“证据”,炒作“替身”谣言。其间,法院和检察院方面先后出面澄清事实,但熊忠俊继续以“刘逸明”名义散布谣言,污蔑司法机关和媒体作假包庇。湖北鄂州市公安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至此,喧嚣一时的杭州飙车案风波本已平息,肇事者、造谣者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遇难者的家属得到了抚慰。但是《南方周末》评论员似乎很不希望事情就这么了了,他们推出评论员文章胡乱搅和,称有关方面对熊忠俊的判决是“一则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法律和道义上“都不能服人”,推论并暗示网络世界乃至现实世界要“风云再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应予以处罚。南方周末评论员故作天真,谎称不懂法条,揪住“谣言”二字,反诘“何谓谣言”。他们如获至宝地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谣言”这个词“并无解释”(不知世界上有哪一部法律本身同时解释了法条中所涉的所有字词),煞费苦心地从某部《新华词典》的释义里,查到谣言即是“凭空捏造”的意思,于是便义愤填膺地“凭空捏造”起反驳文章来。

南周评论家滑稽地论证道:熊忠俊没有造谣,因为不能证明他是在“凭空捏造”,因为不能证明他“凭空捏造”,所以这叫“事出有因”,事出有因的造谣,不能叫造谣。

论证继续:“为何熊忠俊单单捏造胡斌有替身呢?为何我们未听说过其他案件有此类谣言?”南周评论员大人的串问可太叫人开眼了!

在他们看来,第一,熊忠俊必须要兼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谣言”谣言说才得以成立;第二,警方只有证明了熊忠俊此前有曾经造谣他事他人“也有替身”的历史,才能认定熊忠俊此番造谣成立;第三,杭州飙车案以外其他案件,必须要有此类谣言,并且要南周评论家“听到”并予以承认,熊忠俊的谣言才叫谣言。

更为离奇的论证还有呢。南周评论家认为“胡斌肇事后的照片流传太广,肇事与出庭前后两张照片的差别又太大,无数网民和媒体人士都有判若两人之惑”,所以,“谣言”就不是“谣言”了,谣言就变身“质疑”了。

到底什么是质疑?什么是谣言?二者真的那么难区分吗?

一位网友的跟帖,说得十分精彩:“造谣与造谣和质疑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打个比方,我可以怀疑郭东光有婚外情,因为这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可以说是怀疑有理。但我不能指名道姓地说郭东光与某某某搞上了,因为这需要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就是诬陷和造谣。如果郭东光恰巧是网上名人,正牵涉到一起案子,造谣的效应就会放大几亿倍,形成的波澜可能谁都无法控制。那时,警方就要介入,我就会被拘留审查。同理,如果熊忠俊只是说出庭的胡斌有可能是假货,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他还造出一个姓蔡的顶替者,那他被拘留就是活该。因为他有干扰办案的嫌疑,而且目的可疑。法治社会应当保护公民质疑的权利,但造谣则不应被保护。

南周评论家使出浑身的力气,把在网上“造谣”,“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狡辩成“公民质疑”,似还嫌不够,论证完了熊忠俊“不是造谣”,南周评论家又以惊人的理论勇气论证熊某“也不存在故意”——“除非证明熊忠俊明知不是替身而刻意散布是替身,才算得是故意”——言下之意,熊忠俊不知是不是替身,而反复坚称“就是替身”,继而自己提供所谓“新鲜事实”来证明“恰是替身”,并在网上散布大量信息污称司法机关在包庇真正的罪犯,这种行为不是故意为之。

如此不是“故意”,究竟何谓“故意”?

“明知不是替身而刻意散布是替身”,这一判定故意与否的狭义保守标准,很可能是年轻的南周评论家自己信口胡编的,决不可能是贺卫方教授教的。因为贺卫方学问上不至于那么差,更不可能那么不谨慎授人以笑柄。当然,也不可能是许志 永博士的法律咨询意见,因为许博士眼下不屑于关心这么具体的问题。

大约自己也觉得上述辩解未免过于荒唐矫情,“从法律到道义均不能服人”,南周评论员文章后半段补了一句话,承认熊某的行为“暂时导致个别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下降”,亦即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可是文章作者笔锋一转,扯出另外一种胡说——“经过后来的沟通、澄清,其公信力不是又自然恢复了吗?”文章进而天才地发现:熊忠俊式借助网络的巨大影响力,罔顾事实,望风扑影,借题发挥,散布谣言,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诋毁司法机关和媒体的作法,竟然歪打正着,属于“政府与民众间的及时有效沟通”,是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何谓唯恐天下不乱焉?何谓顺非而泽焉?此典型案例者也,列位看官端的不难看出究竟。

公民与媒体当然有权批评政府,当然有权力监督官员,哪怕这种批评是不那么中听的,不那么和谐的。政府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听取。但是,这种“诚信姿态’,不能成为某些人扰乱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的借口。

批评必须基于基本事实,批评不能完全无视事实,更不能蓄意捏造事实。这是任何批评的底线。用蓄意捏造的事实来“监督政府”,大量散布蓄意捏造的事实来“监督政府”,非但不可能实施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反而会,只会,把社会秩序搞乱。

(2009年8月3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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